
光绪二十六年(1900),敦煌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箓在清理洞窟流沙时,偶然发现一个小石室,里面珍藏着数以万计的经卷、文书。由于当时无人认识到这批文物的价值,加之清政府腐败无能,未能对其进行应有的保护,致使洞中的大批经书和文物先后被外国“探险队”捆载而去,流散于世界各地。
此后,以藏经洞出土文物和敦煌石窟艺术为研究对象的敦煌学逐渐形成,成为20世纪国际人文科学领域大放异彩的学科之一。回眸百年历程,敦煌学研究由国外到国内,从小到大,从零散到系统,从个体研究到团队协作,研究与保护相得益彰,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。
敦煌学逐渐走向繁荣
敦煌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是否成立?作为一门特殊学科,它是如何形成的,其学科建设面临哪些问题?……这些与敦煌学研究相关的重要问题,值得学界反思和讨论。
从学术史的角度观察敦煌学,一方面应有历时的观察,即考察敦煌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历程;另一方面也要有比较分析,即将敦煌学与其他学科进行比较,总结其学科特点及发展经验。
一般认为,敦煌学是指以敦煌石窟艺术、敦煌遗书、敦煌学理论为主,兼及敦煌史地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,是研究、发掘、整理和保护中国敦煌地区文物、文献的综合性学科。目前,在现行学科分类中,敦煌学是二级学科历史文献学之下的三级学科。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、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郝春文曾指出:“针对一些学者认为敦煌学不能成为一门学科的看法,季羡林先生在《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》一文中明确提出,敦煌学可以成为一门学科。后来经过修改,此文成为《敦煌学大辞典》中‘敦煌学’一词的词条。现在,敦煌学是一门学科的看法已为多数敦煌学研究者接受。”
真正将敦煌学确立为一个学科名称并展开专业研究,是从我国学者开始的。1930年,陈寅恪先生在为陈垣先生《敦煌劫余录》一书所作序中写道:“敦煌学者,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。”此前,日本学者曾使用过“敦煌学”这一称谓。其后,“敦煌学”这一术语逐渐为海内外学术界所公认。经过中国、欧美、日本等数代学者的共同努力,敦煌学逐渐成为一个完整学科体系,并以敦煌石窟考古、敦煌艺术、敦煌遗书、敦煌石窟文物保护和敦煌学理论等分支领域为研究内容。
我国学界一般将罗振玉视为敦煌学的奠基人。早在1909年,他就发表了《敦煌石室书目及其发现之原始》、《莫高窟石室秘录》,开启了中国敦煌学一个世纪的研究历程。20世纪80年代以来,中国的敦煌学研究进入繁荣时期。1980年,兰州大学创办了《敦煌学辑刊》,这是全国第一个敦煌学专门性刊物。1983年,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。1984年,在原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基础上,成立了敦煌研究院这一世界上最大的敦煌学研究实体。1987年,敦煌莫高窟被列入“世界文化遗产名录”。
随后,我国学者相继发表了一大批敦煌学研究专著,在海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。1998年,季羡林先生主编的《敦煌学大辞典》出版,对敦煌学作了集中反映,可谓当时敦煌学领域的总结之作。除敦煌研究院外,北京大学、中国社会科学院、兰州大学、西北师范大学等单位也陆续成立了敦煌研究机构。
经过几代人的不断努力,中国学者在敦煌文献整理和利用、敦煌语言文学研究、系列研究著作整理出版、辞典编纂、敦煌艺术研究、敦煌石窟保护等方面,成就斐然,已经成为世界敦煌学的中心之一。
在国际学术视野下认识敦煌学
曾经有人认为,“敦煌在中国,敦煌学在国外”。随着几代中国学者的努力和中国敦煌学的发展,现在已经没有哪个严肃学者继续持这种看法。不过,从学术史的角度,梳理敦煌学作为国际“显学”在国外学术界的发展历程,进而从国际学术视野观察敦煌学的学科特点,无疑具有重要意义。
敦煌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地位,出土的文献资料、历史文物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。因而,敦煌学很快进入国际学术视野,并成为显学。敦煌藏经洞文物的流失是一部“学术伤心史”,使得国外学者在研究方面得以占据先机。敦煌学从发轫之初,就带有国际性的学科特色,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:“敦煌在中国,敦煌学在世界。”
由于历史原因,敦煌发现的大批文献、文物等学术资料被英、法、俄、日、德、美的一些学者掠夺到了国外,从而使得国外敦煌学具备了丰富的资料基础。法国和日本的敦煌学在国外敦煌学研究中具有代表性,英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