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华戎都会”与“西域咽喉”：敦煌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

敦煌位于河西走廊最西端，20世纪初，不论从地理范围还是州县等级来看，它都只能算是一个偏远的小县。现在，敦煌也不过是甘肃省酒泉市下辖的县级市。然而，由于在这里发现了大量古代文书和文物，其知名度远远超过许多大州、大市。敦煌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文化，使其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。

敦煌是多民族的聚居地

敦煌这一名称为汉武帝建郡时命名，原本应该是一个少数民族语词。在史籍中，敦煌与祁连是同时出现的。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、《汉书·张骞传》、《汉书·西域传》系以张骞的报告为据著述而成，其中均有月氏人“居敦煌、祁连间”的记载。关于“祁连”一词的含义，唐朝初年，颜师古注《汉书》时即已明确指出：“祁连即天山也，匈奴呼天为祁连。”既然祁连是少数民族语词，那么，与之相提并论的敦煌也应该是少数民族语词。

自古以来，敦煌就是很多民族的聚居地。汉武帝建郡前，生活在敦煌的民族主要是月氏、塞种胡和乌孙。后来，塞种西迁。西汉初年，匈奴又赶走了月氏和乌孙，从而成为敦煌的主体居民。汉武帝建郡后，从中原地区迁徙大批人口移居敦煌。这不仅改变了敦煌的民族布局，使汉人成为当地的主体民族，而且还使这里的人口数量有了显著增加。据史籍记载，汉平帝元始年间（公元1—5年），敦煌已有11200户，合计38335人。此后，敦煌基本上一直保持着三四万居民的规模。可以说，从汉武帝建郡开始，敦煌就已经确立了它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。

西汉末年，中原陷入纷乱之中，河西却平安富庶。因此，中原很多大族避居河西。魏晋南北朝时期，内地战乱不已，而河西地区秩序安定、经济丰饶，因此，“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”。可见，政治安定是各民族向往的首要条件。同时，敦煌的文化教育也有了很大发展，儒家文化逐渐成为当地的主流文化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以少数民族为主的五凉政权对敦煌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，尤其是李暠在敦煌建立了西凉政权，于阗、鄯善等西域王国也遣使朝贡。从21世纪初在敦煌汉长城烽燧发现的粟特文信札可知，早在4世纪初，敦煌就有了以粟特商人为主体的聚落。迄至唐代，以昭武九姓为主的粟特人以敦煌为据点，从事商业活动，堪称“商业民族”的代表。当其聚落消失后，留存下来的粟特人就成了著籍的敦煌百姓，当地政府专门建立了从化乡，对他们进行安置。

安史之乱后，吐蕃曾占据敦煌数十年，然后是归义军政权长达180多年的统治。此后，回鹘、西夏、蒙古、藏族余部、吐鲁番和哈密的蒙古族，都曾经是敦煌的主人，或长或短地占领过这一地区。此外，一些人口数量较少的民族或部族，也曾活跃在敦煌及其周围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虽然敦煌曾在短期内成为各民族争战的场所，但是长期以来主要是各民族友好交往的舞台、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纽带。

敦煌是丝绸之路的咽喉

敦煌是汉初张骞出使西域后带来的名称。在此前后，汉武帝还派遣霍去病，率兵攻打河西的匈奴。击败匈奴后，汉王朝“据二关，列四郡”，设置了包括敦煌郡在内的河西四郡，并在敦煌郡城的西面修建了玉门关和阳关，作为扼守西域进入河西、中原的门户。

敦煌南枕祁连、西控西域，是汉王朝西边的重镇，也是中西交通、贸易南北两道的分合点，故而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汇的枢纽。它既是东来僧侣、使节、商人步入中原的最初落脚点，也是西去僧侣、使臣和商人告别故国的地方。当时，凡是罢都护、废屯田之时，汉政府派人迎接吏士，“出敦煌，迎入塞”，就算完成了使命。对当时的旅行者来说，“西出阳关”意味着凄凉的离别，“生还玉门”象征着幸福的重聚。例如，班超在西域长达31年，晚年上书说“臣不敢望到酒泉郡，但愿生入玉门关”，就是历史的真实写照。唐初，敦煌以西和以北地区都是突厥汗国的势力范围，以南则由吐谷浑占领。因此，武德末年、贞观初年，唐朝关闭了通往西域的关津。贞观初年玄奘西行时，就是从瓜州、敦煌间偷渡出境的。当贞观末年玄奘返回之时，唐太宗便“令敦煌官司于流沙迎接”。

敦煌是伴随着丝绸之路的兴盛而走向辉煌的。不论丝绸之路有几条道路，其走向如何变化，敦煌